“富而不分则乱”

――法治是通过“分”而安国的策略

徐 瑄（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，北京大学法学博士）


中国人富了！一个小学生到日本旅游时一次性消费二万元，让日本人惊诧不己，并对中国人的富有广为传诵。“富而思源，富而思进”，可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，除了“感恩”和“进取”外，还要考虑富国安邦的问题――“富而不分则乱”是我们的古训。

如何分而保持不乱？“分”就是“法治化”――对公共权力、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公开和公正、公平的分配――法治本身就是以“水平”为尺度进行公平分配的意思。“富而不分”就是没有按公正程序和公开化的方式制定分配财富的机制，使财产处于无具体责任人的待管状态。中国国民性中具有“善和”而不“善分”的特征。中华民族盛产“共享”的智慧：贫穷也共享，富有也共享，因此历史就呈现因富而不分的多战乱、纷争状态。可是，财富和心灵共同发展的事实要求我们具备“分”的智慧――这种智慧就是人类的理性和分别的智慧。法治本质上就是人类理性治国的逻辑体系；法治本质上就是通过人类理性分辨力来管理国家权力、社会权力、个人权利等。

“富而不分则乱”在中国的公司制度中最为明显：无论合伙还是有限公司，中国的公司能够长长久久发展下来的不多。按照公司法的精神，公司是“人和”与“资和”相统一的集合体。中国的公司常常以“共苦”开始，以不能“共乐”――共享富贵而结束。中国的股东关系过分强调“人和”，较少在人和的时候设立“分”的关系和制约机制（或治理结构）。富而未分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公司全部利益享有权利，无法对各自责任进行区分，因此，实际上从一开始，就意味着公司注定的短命了。

中国目前大家庭关系的解体也是源与富而不分。法治首先确立了个人的独立和单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无论兄弟关系、母子关系、父子关系，个人不论在家庭中的亲属关系如何，个人独立的事实和要求要求家庭中设立“分”的制度，否则，一旦富而未分，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纽带也抵抗不了个人责任明确的要求。

法治的前提是商品经济、市场经济成为普遍的社会形式。“富而要分”解决的就是社会安定和有序的问题。――法治要求利益公正公开；法治设立了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和责任界限；法治提供了公平分配的机制予设；法治区分了国家与个人、社会之间的界限；法治提供了公正的救济程序；法治倡导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取你的财产价值；法治提供了最终解决不同民族、国家、个人之间利益冲突和协调分配的公平机制。

富就要分始于穷也要分：分责任、分工作、分功能、分职能。分也是共同劳动少纷争的基础。中国人一向忌讳没富先分，这是基于对人性善的假设。对法治来说，人性不能假定是善的，而应假定是恶的；善是理想，恶是现实。善是梦想，恶是真实；善是极限而恶是发展空间。人性是不断的弃恶扬善，这是法律的进步尺度。不能假定人性善而对富不分，因为它堵住了恶发生后可能进行的制度救济。就算人性的确是善的，分也是使人类社会正常有序的保障。

“分”既是确权，就是界定区别，就是分配，也是分享。通过分将人与人之间相“分别”，通过分别认清每个人生命的价值存在和不可替代，这是分割，也是分享：只有个人独立了，才产生同他人共享的需求；对共同创造的财富的产权分清楚了，才能安全的交换；分的规则设立清楚了，权利、义务、责任也就明确了，分也就同时分享了。

有人认为，因为地球资源有限，所以才存在分的必要。实际上是错的。“分”不仅是对地球资源的分、对创造出的财产的分、对生产出的知识的分，也是对每个人智力的分―― 分不仅区分了不同财产归属的界限，而且增强了人类的分辨理性。人在劳动中获得财富的同时，也获得智力的发展，而智力的发展也是以分辨力的发展水平为尺度的。

“分”就要有一个分的基本单位。好象社会财富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总要有一个最小单位作为工程的最小单位。这个最小单位就是“个人”。个人还必须是独立、有个性的人，才使人与人之间相区别。个人只有独立了，才能够具有分的前提和分的必要。只有个人与国家之间、社会之间、他人之间的“范围”界定清楚了，才能使个人、他人、社会、国家之间的正常秩序得到共同的遵守；个人才能够安全的生活，社会运行才能井然有序，国家社稷才能富乐安邦。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。